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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【文史地理】“海判南天”古石刻新考

          2020/6/23 15:10:02


          文/何以端

          在華夏連片陸地極南,面臨茫茫大海之處,謹以此石,驗證對南國天象的觀測判別——本文對“海判南天”的字面釋義。

          歷時十年、半秘密狀態的康熙大地測繪活動,在全國641個觀測點所埋石刻,無一見諸報道。三亞該石刻不屬觀測點,卻是該活動存留至今毫發無損的大型地標,珍稀性獨一無二。


          開辟荊榛,正誤兼存

          作為康熙間中法科技合作的矚目遺存——三亞天涯海角景區“海判南天”巨石,持續受到關注。在瓊南現存古石刻中,它是年代較早,文化分量最重,官方背景又最為高大上的一個。由于當年工程的半秘密身份,后人解讀更為困難,堪稱一波三折,但其意義重大,非常值得深入探討。

          該石謎團不少。如“海判南天”四字是什么意思?何人所題,因何沒有上下款?經過人工切割的巨石到底有何用途,是觀天還是測地?等等。

          深藏的歷史之謎,進入21世紀得到相當程度破解。供職于該景區的宋愛軍先生,在海南史料尚未系統整理刊行的艱難情況下持續多年奔走研究,挖掘大量清宮檔案,將這個重要文化遺存的基本脈絡勾勒出來,于2005-2009年間形成學說并前后兩篇發表在國家級刊物上。

          宋說問世之初,引起當地傳統觀點的質疑,網絡熱帖存留了這些激烈爭議,從中不難感受宋先生所下功夫之深,應對之坦誠務實。到2012年春,隨著國家級研究機構主辦的研討會在三亞舉辦,爭議漸隱,宋說越來越被世人接受。

          本文認為宋愛軍先生的主要功績,是在翻閱康熙測繪工程的中法合作背景和技術手段史料的基礎上,指明了三件大事:一、“欽差苗曹湯”的身份和任務;二、該石刻是“康熙測繪《皇輿全覽圖》留下的標志性遺址”;三,指出并實地驗證了兩座石刻切面角度的兩個天文學含義。這三條,一條比一條分量更重,堪稱開辟荊榛,是經得起辯難的學術成果。由此,使這個長期撲朔迷離的古跡一躍而登上國家級層面。

          不過時至今日,隨著歷史研究的推進,宋說不少內容需要重新審視了。本著與宋先生同樣的坦誠務實,在下不揣淺陋,對宋說乃至某些相關史料重新分析,并提出若干顛覆性新說,以就教于方家。

          宋說之誤,主要在對石刻身份的判定上。如認石刻是“海南七個測繪點之一”、“埋置石點,以為標志”、“測繪水準點”、為了“宣示主權”、是標示陸地子午線的“午”點,過度夸大馬嶺在古地理及古輿圖中的獨特地位,等等。

          坦率地說,這些誤說都不是枝節,而是根本性的。究其原因,小部分由于史料未夠精準,如乾隆《崖州志》相關信息就存在錄入錯誤;大部分則屬有意無意地推崇本景區歷史文化價值,客觀上反使該古跡的真實性和珍稀性受損。宋說的學術成果集中在2007年所發文上,2009年發的盡管引經據典,海闊天空越說越玄,但基本是主觀臆測,對該古跡考據并無意義。

          瑕不掩瑜,對一種學說的評價不在其能否完美,而在其揭示了多少前人未知的客觀事實或規律,以及揭示內容有多大分量。后人無需苛求,不完美處可以接力探索。在“文化搭臺經濟唱戲”大潮下,魚龍混雜、拔高粉飾是常態,堅持信史探尋的初心從來就不容易。

          本文新說要點:論證馬嶺海邊,正是華夏千古驛道網的最南段,該石刻既非七個測繪點之一,亦非埋石標志;由于其位于驛道極南、海陸相接、又有根基穩固的天然巨石,欽差測繪團隊敏感地抓住“三要素并存”的獨特條件,創設了這個特異觀天石。正因其不屬全國641個觀測點而在編制之外,可遇不可求,其珍稀性屬于最高級別的“獨一無二”。

          這有點像以“日心說”顛覆“地心說”。我們地球只是繞日普通行星,沒有萬丈光芒,只因恰巧具備某種理化條件才產生萬紫千紅生命之花。新說剝去地球的虛幻光環,回歸本真,反而證實銀河系可以有億萬個太陽,而要找另一個地球卻難于登天。

          何時入粵,時點確切

          追根溯源,仍然要從康熙史無前例的浩大測繪工程談起。其中不少內容宋說已揭示,唯本文角度不同,核心是論證那年冬月欽差團隊“不在海南”。

         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孝聰,為研究康熙《皇輿全覽圖》的測繪過程,翻閱第一歷史檔案館的諸多原始記載,于2012年秋發文于臺北《故宮學術季刊》,題為《記康熙<皇輿全覽圖>的測繪及其版本》,并于2019年1月收入其主編的《中國古代輿圖調查與研究》一書。

          借助該文,廣東輿圖測繪由誰負責,何時開始、何時完成,脈絡相當清楚。先看《江西巡撫佟國勷為賚送江西輿圖折》:

          “……奴才于康熙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,接準兵部咨,開奉旨:‘江西、廣東、廣西省,著李秉忠,西洋人麥大成、湯尚賢去。’又奉旨:‘郎中綽爾代,五官正苗受,著派往江西、廣東、廣西省。’”

          奏折中“五官正”苗受是欽天監時憲科主官,掌管編制歷書和繪圖事務,“郎中”綽爾代是理藩院官員,加上洋人測繪專家湯尚賢,三個人就是乾隆、光緒兩版《崖州志》所記載的“欽差苗曹湯”。

          佟國勷該折緊接著奏道:

          “……再下旨:‘與繪圖去的人等如畫完一省,就交該撫派的當家人好生送來,并準工部咨同前由各等因移咨,欽此。’今于十二月二十五日,準欽差移開江西統省輿圖,現今告成,因并赍送輿圖前來。奴才欽遵諭旨派的當家人王聯于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,自省起程,敬謹赍送來京,進呈御覽……”

          這就是說,欽差班子繪畫好后無需直送京師,只需交給所在省的巡撫,由巡撫派最親信的家奴、家人以快馬送去。完全是特事特辦的格式。

          測繪團隊于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入江西境測繪,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畫完,次日立即著人快馬送往北京。又《天下輿圖總折》載,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十九日,內務府造辦處收到這份“有度數的江西省輿圖”,速度算是很快的了。

          “有度數”特指圖上標示經緯度。此前,一些較詳地圖也有“計里方格”,但與經緯度方格不同。康熙《皇輿全覽圖》是我國第一個標示經緯度的地圖,非同小可。

          佟國勷下一個奏折報告說“迄十二月內畫完(江西),隨往廣東省去”;廣東幅員比江西大,測繪在次年十月初五完成,同日快馬送京,非常緊湊,事見廣東巡撫滿丕奏折:

          “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五日,理藩院郎中綽爾代等已將廣東省全圖繪完,交給奴才。本日立即遣奴才之家人南景賚奉,謹奏……廣東巡撫奴才滿丕。”

          又《天下輿圖總折》史料:

          “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,奉旨交來有度數的廣東全省圖一張。湯尚賢、麥大成、李秉忠、綽爾代、苗受測繪。”

          當時欽差,必在廣西

          “康熙五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,熱河帶來有度數的廣西全省圖一張。湯尚賢、麥大成、李秉忠、綽爾代、苗受測繪。”

          算時間,大內造辦處收到廣西輿圖略為滯后,因為那一年皇帝又到熱河避暑狩獵。清代這是團結蒙古諸王公維穩北方的重要國事活動。廣西輿圖因為先送熱河行在,隨駕返京才交造辦處而顯滯后,并非測繪進度拖延。

          康熙帝對測繪進度非常關心,要求既嚴格過細,又緊湊高效。收到江西輿圖后,康熙對佟國勷第三次下旨:“畫圖人員行事如何,具實奏來。”他不僅看圖,還要了解測繪團隊的行走路線,工作狀況。于是佟又補折報告:

          “欽差綽爾代等,于上年六月初九日,入江西境,由九江府屬畫起,后到省城。奴才等曾請過酒席,送過吃食。畫完南、新兩縣圖式,即往饒州、廣信等府屬繪畫去。迄十二月內畫完,隨往廣東省去。奴才知各府縣內,俱送過酒席、吃食,地方并無騷擾。在欽差畫圖人員,狠遵主子王法,行事甚是安靜……”

          李教授曾解讀:團隊從江西北部九江開始測繪,然后向南,“南”是南昌縣,“新”是新建縣,都是省城南昌府下屬縣。再測繪江西東邊的饒州府和廣信府,轉向南畫吉安府、臨江府,然后畫贛州,最后繪到大庾嶺,跨嶺進廣東。

          康熙對測繪作業這種過問關注,很可能貫穿始終,而團隊的行動線路力求合理緊湊、地方大員對團隊既充分照應又互不介入的工作關系,也貫穿始終。

          由于更多滿文史料尚未整理影印,有意思的細節很可能還會陸續被發現。

          從史料可知,分別由洋人傳教士作主要技術力量的三個測繪團隊,數年間一直處于滿負荷狀態,風塵仆仆地將全國各省及口外大片領土陸續繪齊,其中一位名叫“山遙瞻”的傳教士甚至不幸病死在云南孟定。每送到一圖康熙都會撥冗細察,有時還提出細節質疑,隨即令京師繪圖班子及時編繪,匯入總圖。

          雖然目前史料未能披露測繪團隊進入廣西的具體時點,但無論如何,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五日將廣東省圖完成之后,他們頂多在省城休整兩三天,就定必啟程,前往廣西繼續工作。

          全國測繪,半屬機密

          盡管康熙《皇輿全覽圖》水平空前之高,但可以肯定在海南看不到。成圖印發僅僅十年之后,雍正八年(1730年)編撰《廣東通志》,本是引用該圖成果的大好時機,但各府輿圖依然粗陋,全無經緯線。可見,即使廣東省也未能保有《皇輿全覽圖》的本省圖幅,或者雖然督府一級大吏能看到朝廷核發的本省圖,卻受命深藏備用不可外泄。

          此后百余年,海南府縣地圖一如既往地粗略,未受先進制圖方式任何影響。而且無論雍正《廣東通志》、乾隆《瓊州府志》還是各州縣志,對此次測繪活動都缺乏正面記載。如果不是有座“海判南天”石刻,時任知州宋錦不明所以,安排采訪記下蛛絲馬跡,此事在海南早就銷聲匿跡了。

          因何如此“反常”?唯一合理解釋是:康熙動用精英團隊,借助傳教士外援前后10年繪成這幅空前精準的地圖,是他三十年夙愿的歸結。早在中俄《尼布楚條約》談判前他就痛感輿圖“互相舛錯,不符之處甚多”。這次繪成是作為國之重器深藏大內的,無大事不出動。各級地方官當時充分應援,事后全不與聞,乃屬他的設計。

          從佟國勷奏折的“欽差畫圖人員,很遵主子王法,行事甚是安靜”來看,測繪團隊不但不敢隨意騷擾地方,也沒有“大張旗鼓”,而是一種不事張揚、在地方充分保護應援下的圈內緊湊專業操作。除了該省督撫一級知道內情,州縣府各級地方官,多系謹遵憲命殷勤照應,文檔亦無甚留存。

          例如,筆者在《乾隆南海縣志·卷三》發現記載:“(康熙五十三年)秋九月,遣理藩院郎中朝爾代等至粵繪輿圖”。所載這個回城時間點是正確的,但事件卻未盡準確,應該是此前數月已在省內各地測繪完畢,此時回省城繪制總圖。這條記載說明:即使是省城所在、而且很可能直接負責接待的南海縣衙門,亦未窺全豹,只能按其級別所知如此記錄。

          《皇輿全覽圖》在大內陸續排出若干版本,有全圖,有分省多幅圖。其中一版全圖送往法國,用當時中國所無的酸蝕法制成銅版,回國印刷。法國人就得以悄然將這份空前廣闊精詳的地圖先印存留,隨后陸續在歐洲廣泛流布,造成墻內開花墻外香,墻內卻并不知情的又一反常情況。

          云卷云舒,銅版輿圖送回中土不滿三年,老皇帝駕崩。雍正登基后與西方教廷出現重要政策分歧,雙方關系迅速轉冷,康熙測繪事業再無續聞,自然塵封。

          宋志略誤,功大于過

          乾隆《崖州志》對“海判南天”的記載,放在“平黎”項下:

          (康熙)五十年辛卯,吳十進黎開花梨山。儋州祖牧、臨高樊令欲取之。吳十糾黎抗拒。后詳上憲,仍著兩州縣拿解。不獲,遣兵征剿,傷千總一員。五十ー年,動五營兵討之。五十三年十一月,遇京差苗、曹、湯三大人巡邊。至儋州,吳十出降。大人至州東下馬嶺海邊,刻“海判南天”四大字于石。

          光緒《崖州志》將該事剝離,單記于“金石”項下:

          “海判南天”石刻,在下馬嶺海濱巨石上,字大三尺許。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欽差苗曹湯巡邊至此鐫。(小字注)見《宋志》。

          所謂《宋志》,即宋錦所撰的州志。看了清宮史料就明白:在交通艱難、皇命嚴格、任務緊重的情況下,“欽差苗曹湯”十月上旬已動身往廣西,十一月根本不可能還在海南島。何況傳教士山遙瞻之死,恰恰就在這個月,余下技術骨干的擔子陡然加重。

          而且,欽差也不是“巡邊”,更不可能管到地方“平黎”。相反,測繪團隊每到一處,地方當局必須確保安全提供方便,有動亂必先盡力敉平。所以“吳十出降”(此事筆者另有專文論述)是地方全力啟動懷柔政策達至的。再且按當時記錄,測繪團隊在海南以順時針方向繞行,并非如宋志所錄先到儋州,再逆時針行到馬嶺。

          宋錦撰《崖州志》在乾隆二十年(1755),離康熙五十三年不過41年,事跡卻已高度湮沒,乃至連欽差大人綽爾代的姓,都弄成近音的“曹”。這說明并非源于官府舊檔,或舊檔過于簡略,是靠某些當事人的遠年回憶。

          知道康熙設計的半秘密級別,地方志的若干錯訛就毫不奇怪了。

          迄今為止,兩版《崖州志》兩條記載,是瓊南反映康熙測繪事件涉及基層的唯一史料。雖有不確,但宋錦把“京差苗、曹、湯三大人”,和“五十三年十一月”兩個關鍵信息保存了下來。

          第一條信息,把石刻與康熙測繪聯系起來了;第二條信息,則把觀察天象的關鍵時點——在陰歷十一月(又稱冬月)內的冬至,記載下來了。

          沒有這條史源性記載,人們將無法確證該石刻是康熙測繪團隊的作品。所以,宋錦功莫大焉!



          驛道極南,天造地設

          分析過相關史料,我們重新站到“海判南天”巨石前。

          確實不是為測量經緯度遺留下來的嗎?

          測量經緯度根本無需切割巨石。精準剖石非常煩難,未必成功,若靠此獲取數據,絕對愚不可及。

          宋先生曾引史料,當時是“以三角測量為主,并通過觀測太陽正午時的高度和北極高度來進行校驗”;又引法國宋君榮神甫所述,相關測量器材是“幾個大羅盤,一些其它儀器,一個水平儀”和“一些標著精確尺碼的繩子”;方法是除了“準確測量著從北京出來的路程”以外,一路上“觀測和記錄太陽正午時的高度,隨時觀測羅盤經緯方位,并精心地觀察羅盤針的變化與傾斜”,輔以相關三角運算。該石刻全然無關測繪實操,已昭然若揭。

          顯然,測繪團隊是已知該地經緯度,亦推算出相關的星辰及太陽入射角,才以巨石剖面角度反映出來。一旦將這個因果關系弄顛倒,那就是根本性錯誤。

          是由于測繪點必須“埋置石點,以為標志,并須永久保存”嗎?

          埋置石點作標志并不神秘,所用石塊小而規整,當類似現代公路里程碑。又不是“泰山封禪”,絕不可能大至無法搬動。近現代更多,材質是水泥或不銹金屬,刻有“測量標志”的就是。下文將分析當時測繪點根本就不在馬嶺,所以這其實是個偽問題了。

          那么,石刻為何選擇在這里?

          這才是本題的核心所在。乍看,這里沒有任何特殊。既不是華夏連片陸地的極南點——肉眼就可以看到鹿回頭一帶比這里更南;也不是特殊經緯度節點——僅僅是在康熙輿圖經線西7度與西8度之間,一個普通方格內。

          宋先生搜索材料如此深入,心里是明白的。他離正確答案其實只隔一層紙。

          這層紙,就是驛道,古代又稱官道,是歷朝都納入中央管理的全國交通骨架。

          下馬嶺海邊的特殊在于:這里雖不是連片陸地極南點,卻正是華夏千古驛道網的瀕海極南點!嶺下海灘,正是環島驛必經的咽喉之地。

          筆者據史料考證:驛道從崖城東行,大致沿今日G225國道由南山風景區北緣“深溝營”通過塔嶺、紅塘嶺峽谷,再險渡馬嶺海邊沙灘。此地山海相逼,險要難行,公路鑿辟前,即使官員亦須下馬從沙灘亂石堆中穿越,故名“下馬嶺”。然后渡燒旗水,沿鳳凰機場南緣的海邊平地東行,至都許驛,再經三亞老機場東端的古三亞市,穿荔枝溝,經長長的竹絡嶺峽谷(古稱回風嶺道)而達鐵爐塘,最終北拐進入海棠灣。都許驛以西路段追溯,見本文附圖,以東驛道請看本人《“回風嶺”與古驛道》一文(載《天涯華文》總第11期)。

          雖然竹絡嶺峽谷的緯度比馬嶺海灘略低,但相差不大,加以兩旁是高山相夾,景觀與馬嶺海灘完全不可比。

          宋文初發,曾作為結論稱該石刻群是古代“中國大陸地版圖(不包括領海之南海諸島在內)最南極的地標”,這個定義被強烈質疑,包括“主權”責難在內。盡管小心加了限定括號,標題還特加星標注,多方解釋,依然感到壓力。最后發表的文章勉為其難,曲稱為“中國地理子午線的‘午’點”,與馬嶺的“馬”相連……導致學術上的更大偏離。

          這一點,我真替宋先生抱屈。打個哈哈吧,施耐庵要活到今天,他的武松打虎也只能改為“武松綁虎”送陽谷縣野生動物保護中心了。

          其實只要申明在古驛道體系內,一般知識階層就都能理解,不理解也罵不到哪里去。今人不知驛道之重要,古代交通艱難,通常是羊腸小道。除了軍隊征戰、村夫野老,主流社會離開寬闊規整驛道簡直無法遠行,遑論穿州過府,測繪團隊環島工作自不例外。所以,認下馬嶺為履跡“極南”是很自然的。

          極南而瀕海,又恰有史前巨石,正是天造地設“觀天石”不二之選。


          加工驗證,略加推測

          古代對觀天非常鄭重,觀天石地基須穩如泰山,千百年紋絲不動。潮差帶大浪淘沙,外來安置物即使稍有沉陷也就前功盡棄,所以必須原地物色。

          大石的平直開鑿工藝,我國很早就成熟,廣州街道鋪的大石板長可逾丈,棱線筆直,規整之至,最遲明代就陸續鋪設。馬嶺開石面之難,不在能否平直而在精準角度。現存石頂,清晰可見鏨鑿口密布,純熟手法呼之欲出。

          尚未知道的是:“海判南天”是測繪團隊事先訂有計劃,還是行經天涯海角一帶,才赫然發現這里具備南疆海邊觀天石的完美條件。總之,他們很快形成共識,選定巨石,作出具體安排交付州縣。承包商很可能是來自省城的一流工匠。

          此后測繪團隊就不再守候,或許留個技術助理作為督導。如法加工效果必準,只是個簡單幾何題。完工后將碎石遠棄,免礙觀瞻。

          “五十三年十一月”冬至日,知州等一眾地方官必須前來,于正午現場驗證巨石面貼合太陽角度狀況,然后向“京差苗、曹、湯三大人”發送報告。

          按事先安排,若驗證成功地方官就開鑿“海判南天”四個字,項目完成;否則就不鑿,權當這個事情沒發生,以免影響欽差聲譽。盡管事前可能多選定兩處候補石材,但加工意外地全部失敗,也是難于完全避免的事。

          屹立三百年,該石的理念仍能分毫不爽地被今人證實。這顯示了科學家們清晰的思路,其選址、設計、加工,都是成功的。

          至于刻著“海判南天”那塊巨石的人工切面,顯示的是另一個觀天數據“北極高度”。不過,宣示方式是該數據與天頂的夾角,不能緊貼石面觀測驗證。

          該石面指示著“北極高度”——幾乎所有報道、百度詞條都如此說。其實“北極”一詞,古今歧義。現代含義是地球上一個虛擬點,與南極相對應,不存在高度,稍遠即不能見;而古代卻表示“帝星”“紫微星”,即小熊座β星(小熊座α星為北極星,即勾陳二)。古今含義真可謂“天淵之別”,如不加解釋,受眾很易迷糊。

          簡單地說,“北極高度”就是北極星與地平線的夾角,也就是當地緯度。本文不避冗贅,錄宋先生原文作為對這個切面的交待:

          筆者于2006年12月22日冬至在石刻群進行了目驗,結果發現在“海判南天”南面的剖石斜面與正午12時太陽的角度完全吻合,而“海判南天”石刻斜面在傍晚日落后與勾陳星的高度相吻合。

          所以,“五十三年十一月”冬至日,是崖州大事,也正是乾隆《崖州志》“誤記”之中又有不誤的原因!

          可惜,宋先生雖明知十月初五廣東省圖已繪制完成,隨后送京,卻無法解釋十一月的崖州驗證,只能說“而地圖繪制完成后,還要進行經緯度測定”,生生把先后關系、因果關系顛倒了!想想看,標注經緯度的地圖已上送皇帝了,你才來“經緯度測定”?有幾個腦袋呢。

          古人云“盡信書不如無書”,考據必須去粗取精、去偽存真、由此及彼、由表及里,不能讓它的個別錯誤噎住了。


          諸般誤說,摘要澄清

          澄清誤說是為了還原真相,更好弘揚這個珍貴遺存,只對事不對人。

          其一:該古跡是康熙皇帝旨意,字是親題——此說與宋先生2009年文章對“海判南天”的大篇釋義一脈相承,可惜只是想當然。古代等級森嚴,凡奉旨的建造物就是“敕建”,級別極高,絕不會像這樣荒野孤立默默無聞,稍后不久地方志就難尋記載,連題字都沒有落款(類似落款的小字是當代加的)。對皇帝墨寶敢如此草率,是“大不敬”,恐怕不止一個腦袋要落地。反過來,否定了“御筆說”,也就否定了該石刻的“午極判天”一系列過于高大上的假說。

          其二:該古跡是“宣示主權”——這是以今度古。康熙朝唯一愿意平等對待的外國,只有俄羅斯。俄國在遠東擴張軍力雖不大,但康熙擔心其勾結準噶爾叛亂勢力惡化西北局勢,因而對其特加禮遇。至于整個東亞與東南亞,朝貢體系咱就不說了,崖州水師例行防區“南面直接暹羅、占城夷洋”也不說了;歷來騷擾的只是海盜蟊賊,說到國家層面,鴉片戰爭前的天朝根本沒有需要“宣示主權”的對手。“海權”是更晚近才出現的概念。

          其三:該古跡是海南“七個觀測點之一”——既違反古地理志體系,也違反測繪實錄。宋文引用的史料很明確:當年選取的瓊州府、文昌、萬州、崖州、昌化、儋州、臨高等七個觀測標注點,都在各州縣治,都有經緯度記載。

          筆者進一步認為:這些須“埋置石點,以為標志”的觀測點都應在官署區所在地。只要看看歷代方志就明白:本屬乃至鄰屬各地城鎮及山川相關里程的表述,全部以本府、本州縣治官署區作為原點。測繪團隊蒞臨某省之前,各州府都必須預備包括“需用志書、旗鑼等項伺候”(四川巡撫年羹堯奏折),可見地理志必不可少。

          崖州若不以州治崖城而以馬嶺腳為測繪基點,則整個瓊南歷來地理志必須推倒重來,必將錯亂百出。絕不可能。

          其四:該古跡位于海平面潮差帶,所以“應為測繪水準點”——如果這個“水準點”指的是海平面基準值,則此說亦錯。按康熙時只能掌握平面測量坐標,不知何為海平面基準值,山體僅以三角形圖畫式示意。帶等高線地圖測繪要求更高,清末才由西方傳入。

          其五:該古跡“正是中國地理子午線的‘午點’”——任何一條經線都可以是“子午線”,即“本地子午線”,南端就是“午點”。“午點”既然無數多,就毫不稀罕。如果是指經線零度即“本初子午線”,那么,此說大謬。

          未形成國際共識前,“本初子午線”不止一條,而是各說各話,如英國以倫敦線,法國以巴黎線,而大清則以北京線。如前所述,下馬嶺在康熙輿圖經線西7度與西8度之間,沒有任何特殊。真要尋找康熙輿圖陸地子午線的所謂“本初午點”,那么,廣東省潮陽縣最南端海邊的“靖海(守護)所”就是。輿圖的“中”經線直貫其間,與貫通紫禁城中軸線的經線遙遙相接。


          極南崖山,并非馬嶺

          所謂“午點”,與宋文關于“崖山”就是馬嶺、是“龍脈末端南極”的說法緊密相連,成為體系。所以,還有必要探討一下“崖山”。

          宋先生列舉該詞曾見諸三條史料:一是光緒《崖州志》中的一張地圖標注有“崖山下馬嶺”;二是光緒《欽定大清會典圖》載:“極南廣東瓊州府崖山,北極高度十八度十三分”;三是《清史稿·地理志》載:“北極外興安嶺,南極廣東瓊州之崖山”。

          崖山之戰,導致宋朝最終滅亡,歷史及民族悲情濃厚,后人不約而同地避免與之重名。歷代史料,包括地理記載甚為精詳的光緒《崖州志》正文,從未將下馬嶺稱為“崖山”,海南諸山亦從未見名為崖山者。

          先看史料第一條。查光緒《崖州志》既無全州輿圖,又無州治圖,這個唯一地圖主體表現榆林港,未與正文關聯,相當突兀。

          因何如此?不妨看看歷史背景。中法戰爭期間法國一再覬覦榆林港,曾出現十八條法艦同時逼近該港,逐日操練,且秘而不宣的嚴峻局面,若非馮子材鎮南關大捷,則“瓊事不堪設想”(道員楊玉書遺電,見《張之洞經略瓊崖史料匯編》)。時任兩廣總督張之洞查奏,認為該港極為優良而軍情吃重,經營得好可以媲美香港,遂有添置新式克虜伯大炮防衛之舉。

          筆者推測:該圖是榆林港突受關切后的簡明兵要圖,繪法奇特不按常規,“崖山下馬嶺”標于西側極點僅作示意方位之用,并非正式地名,其含義或為“崖州山脈之下馬嶺”簡稱。郭沫若點校本將該圖按現代地圖比例重繪,將這五個字棄去,旁注為“依原書圖(十五)復制”。可見“圖十五”系原圖序號,源自另一體系,當是《崖州志》編撰者為加強榆林港新知,破例將其抽出單刊。

          再看史料第二條。按當代衛星“天地圖”,海南陸地最南端即榆林港外的錦母角,為北緯18度16分(秒數略,下同),下馬嶺觀天石為18度30分,崖城中心學校(古崖州官署所在地)為18度37分。

          清代觀測數據:康熙測繪“崖州”數據為18度21分36秒,誤差較大,比當代相關數據少了15分多;百多年后的光緒間,又經洋務運動,測量技術更為精密,測得“極南瓊州府崖山”為18度13分,比當代錦母角僅少了3分;至于與下馬嶺觀天石讀數相比,則相差17分。

          光緒《欽定大清會典》成書于光緒二十五年,記事至光緒二十二年(1896)。說“極南瓊州府崖山”,并未說“崖山”即下馬嶺,可理解為“崖州之山”,其極南自然是錦母角,實測緯度亦最為接近。何況光緒十二年榆林港已為朝野普遍關注,港外山口增添大炮臺,錦母角必非盲點,怎么算都輪不到下馬嶺。如果真有什么“龍脈末端南極”,無疑也是在錦母角。

          至于第三條的《清史稿》,是北洋時期編撰,史料當源自第二條,可以不論。

          所以《崖州志》那個非標榆林港圖,孤證不立。

          宋文強調“崖山”與強調“午點”目的相同,加以一番玄學,都是為了拔高馬嶺地位,折射出解題方向之偏離,建模之勉強。

          試想:如果“海判南天”石刻真的具備“與康熙帝確定另一天極‘南交’相關”“則為南海的中心,即午極之所在”這樣至高無上的身份,那自然是御筆親題,地位與廣州南海神廟不遑多讓,按規制至少是巍巍石坊、煌煌金頂、四時致祭。那么到了民初毀廟、尤其到了1958年與1966年破舊風潮,它就必然難逃劫數,終將無一照片留下,今天不但難覓原物,連復制都無從入手了!


          編制之外,獨一無二

          本文否定了宋說加給該遺存的諸多不實光環,卻不影響該遺存的學術與文史地位,也不懷疑有關方面將其確定為中國77個天文景觀之一的正確性。

          相反,本文至少證實:該遺存在海南是唯一的。它不屬眾多觀測點而在編制之外,是輿圖測繪過程中適逢其會的“特制”,其意在宣示觀天,不在測地。此舉屬欽差職權范圍內,并非康熙旨意,可能在某件奏折中提過兩句,而康熙一體朱批“知道了”。這種“次高級”的獨特身份,正符合遺存的現狀。

          而且,類似遺跡很可能在全國都是唯一的!因為華夏大地再找不到海陸交界的極邊之地,值得去特別豎立緯度觀天石了。至于極東的海邊經度,是無法以觀天石方式驗證的。

          尤其需要指出,當年數以百計的觀測點幾乎都處在各級官署區或附近,都是社會焦點區域,地面新陳代謝最為頻繁,“埋置石點,永久保存”的標志物恐怕早就改建淘汰凈盡了。

          如果一直未見關于這些觀測點石刻實物的發現報道,那么“海判南天”石刻就是歷時十年、半秘密而歷史意義巨大的康熙大地測繪活動,能存留至今毫發無損的唯一地標原物,大型兼獨一無二!

          通過本文力所能及的歸真探源,該石刻身份是更清晰了,還是更模糊了?它的學術與文史地位是更高了,還是受損了?大家可以自行評價。

          最后,試對“海判南天”四字作出解讀:“海”是陸極之海,“判”是判斷、判別,“南天”是南國天象。連起來就是:在華夏連片陸地極南,面臨茫茫大海之處,謹以此石,驗證對南國天象的觀測判別。

          “海判南天”古跡是海南重大遺存,值得努力追求信史式解讀。水平所限,本文或難免也有某些誤說,在下抱著聞過即喜的態度,公之于眾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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