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wbr id="zglyz"></wbr>
    <center id="zglyz"><table id="zglyz"></table></center>
    1. <sub id="zglyz"></sub>
      <wbr id="zglyz"><pre id="zglyz"></pre></wbr><sub id="zglyz"><table id="zglyz"></table></sub>
      <nav id="zglyz"></nav>
    2. <form id="zglyz"><th id="zglyz"><noscript id="zglyz"></noscript></th></form>
      <form id="zglyz"><legend id="zglyz"></legend></form>

          <nav id="zglyz"><code id="zglyz"></code></nav>

          【田野】古崖州衣食住行之“衣”

          2020/6/23 15:13:28

          文/張躍虎


          張寶之

          也許可以說,崖州是中國紡織技術的發祥之地。因為沒有崖州就沒有黃道婆,而沒有黃道婆就沒有中國古代紡織業的勃興。提到“衣飾”,我們自然而然地想起這位在元朝衣被天下的、偉大的紡織技術革新家,和古代崖州人在織技方面的聰明才智。

          客語方言把“衣”稱為“褡”。“褡”在古代漢語中有兩個含義,即:1、小被;見《廣韻·合韻》:“褡,小被。”2、衣服破舊;見《集韻·合韻》:“褡,衣敝也。”客語方言的“褡”,很可能是承襲了古漢語“褡”的第二個意思,但在使用過程中去除了“敝”的內含,只用它來指稱“衣”了。而在北方的現代漢語中,單獨一個“褡”字已無意義;它必須同“包”(或“膊”)、“褳”搭配,分別置于這三個字的前面,才可以構成有意義的雙音詞。可推想崖州客語群對“衣”的稱呼,乃是中原古音在客語方言中的孑遺。這種孑遺,也體現在對“短褲”的稱呼上。短褲即長及膝蓋的褲子;崖州客語方言稱之為“褲裈”。古代漢語的“裈”指有襠的褲子。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云:“相如身自著犢鼻裈,與保庸雜作。”足見“裈”字的使用可追溯到古遠的歲月。現代漢語不再把褲子稱為“裈”,不知此字在北方是否早就壽終正寢。可它確實還在客語方言中“活”著,只是作為單音詞已沒有實際意義,必須與“褲”組成雙音詞,專用于指稱短褲。此外,短袖衣有時也被稱為“褡裈”;但這個詞已很少有人提及了。

          盡管客語群用于指稱衣服的“褡”和“裈”源于古代的北方,但其衣著與北方已經沒有什么瓜葛,原因是他們的生存環境和生活習慣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。在海南島最南端,冬天駐留的時間很短,不需要在御寒方面動用太多的腦筋和精力。“褡裈”和“褲裈”成了普通百姓的常用裝束;而這種裝束不需要太多的棉布。因此,總的來說,穿衣的問題不會像北方那么突出。

          但衣服畢竟是人類的第二張“皮”。而在農耕社會中制作這張“皮”,所必經的周折是工業社會的人無法想象的。把麻種、棉籽與蠶桑變成麻皮、棉花和蠶繭,又變成麻線、面紗和蠶絲,再變成麻布、棉布和綢緞,然后才制成衣服--這一切全靠手工操作,實在太艱難太復雜了。其過程比糧食的生產更費心勞神,更需要技術,也需要更長更多的工序。因此,古人把“衣”擺在“食”、“住”、“行”的前面,除了源于它的象征意義之外,主要還是更多地考慮到了它的來之不易。盡管古崖州的紡織技術曾經獨步全國,但這里的百姓要給自己制作一張象樣的“皮”,也不是那么簡單、容易的。

          他們不知要付出多少心血與汗水,才能換來一身新衣裳。

          日常穿戴


          先從崖州客語群的日常穿戴說起。

          一方百姓的衣著,與他們所處的地理、氣候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。筆者一直想弄清楚,客語群的祖先們在南遷過程中的服飾款式如何變化?移居崖州后的衣飾又是什么模樣?但由于實物與資料都缺乏,所以一直是一道無法解析的難題。不要說古代的情形已經難以窺探,便是晚近如清末的客語群服飾,能存留下來的也已屬鳳毛麟角,很難尋找。只是根據所搜集的崖州傳統民歌中,倒有幾首蘊含著一點這方面的信息。盡管這些信息有些混亂甚至相互矛盾,但那幾首老崖歌仍很值得珍惜和重視,因為它們多少涉及了崖州客語群歷史的服飾和服飾的歷史。

          下面是兩首古舊的搖籃曲(俗稱“搖儂歌”);筆者在嬰兒時代就聽著母親吟唱,長大后又聽她唱著搖大了弟妹。歌詞平白如話,不事雕飾,資料性很強:“竹竿打水兩邊分,崖州水鼎通感恩;藤橋三亞人穿褲,感恩北黎人穿裙。”此中唱到的水鼎、藤橋、三亞,都是崖州故地。感恩、北黎在崖州的西北方向,屬于另外的縣治地域。所說之“褲”和“裙”,當是女子的服飾。由這首歌可以推想:過去的崖州女子是穿褲不穿裙的。

          但另一首“搖儂歌”卻又別持一說。它先唱了如何“通(搗)布”,唱了“儂”(晚輩的自稱)將把這布“捧”走。接著唱道:“捧去底?捧去后園給母二。緩緩跪下輕輕起,勿作紅裙孖草籽。”最后一句唱到“紅裙”,似乎崖州女子又曾穿過這種服裝。

          如果歌中反映的情況屬實,也應是很早的事了。“早”到什么時候,則說不準。可以肯定的是:那些中老年婦女,還有她們的母親、祖母,都未曾穿過裙。她們把裙子揶揄為“單腳褲”,覺得把兩條腿置于一個“褲筒”里是件很別扭的事,那樣也容易“春光乍泄”,委實不雅。但近年來,有的進城打工或讀書的晚輩把裙子穿回村里,她們也能接受了。新生代的服裝款式已是“與時俱進”,五花八門。老一輩也不時接受自己尚可容忍的幾款新式衣服,但大體上仍按傳統著裝。“祖母”級人物的觀念相對地更保守一些;她們的裝束大多還是老一套。隨著歲月的流逝、時代的演進,這些傳統服飾已為年輕一代所拒絕,將很快地隱入歷史。

          褲子。褲子的款式看上去并無男女之別。褲頭很寬:可貼著肚皮向左或向右打一個大折,再用褲帶拴住。褲帶不外是一道麻索或布條:在一頭打個死結,卡住一枚方孔錢,再將另一頭攔腰繞過來,纏在銅錢上,就把褲子好歹給拴住了。那個油光可鑒的銅錢既是褲帶紐,又是裝飾品,還是“吉祥物”--所以把它綴在肚皮上,是經過一番考量的。褲襠很長:在里面塞一只豬仔應有足夠空間。把褲頭往上抽,朝褲帶下方一折、一卷,可臨時在里頭藏些小物件,如檳榔、煙絲、鈔票等。其褲筒也很寬松肥大,風一鼓就像兩只憋足了氣的“天燈”(孔明燈)--此為傳統的唐裝長褲:老家的客語群稱之為“封頭褲”。現在,老人都極少穿這種褲子了,故難得一見。最近返鄉,想找它拍照,卻遍尋未獲;后來,叔母才好歹幫筆者問得一件。量其褲頭好寬,周長足有1米多,看似為至少300斤以上的大肥佬所特制,但其主人實為一不足百斤的瘦子。

          由于“封頭褲”同褲帶的關系并非那么密切,若不慎而致兩相脫離,則有當眾露丑之虞。于是,人們后來在它的相關部位來一番改造,把褲帶縫進了褲頭,并于前面預留出一截帶子,以便勒緊腰部。這種“褲”與“帶”相連的褲子,名曰“抽頭褲”。除“抽頭”之外,它的褲襠、褲管與“封頭褲”并無太大區別。該款式利于散熱通風,與崖州的炎熱氣候是密切相關的。在盛夏,身著長褲已嫌太熱;且它也不便穿下地(特別是水田)去勞動。于是,人們另外設計了一種其長僅及膝蓋的短褲,在家或勞動時便穿著它,此即本節開頭說過的“褲裈”。“褲裈”也有“抽頭”和“封頭”兩種:但它同長褲一樣,并無明顯的男式女式之分。

          上衣。兩性著裝的差別在于上半身。男式上衣被稱為“士褡”。大都是“四袋八紐”,對襟;左右前襟的上方、下擺各有口袋兩個,下袋比上袋要大得多。襟上八紐均為布料制作:右邊一排呈蝌蚪形,套入左排的扣圈。豎領;也有無領的。袖子比較狹,與肥大的褲筒正是大異其趣。有長袖、短袖之別,短袖者即為“褡裈”。另有一種男式長衫,豎領,布紐,右側是開襟;長至腳脛中部,下擺開叉。這是過去的“父兄”才能穿的。

          俗稱“大錢褡”的女式上衣,款式大體相同,只是袖子有長有短;老式女衣的袖筒很寬,新式的袖筒則也像“士褡”那么狹。紐扣同樣是用布制成。右側開襟;下擺較長。這種設計便于給嬰兒哺乳,而蹲下小解時,下擺又剛好遮住屁股。這種衣服,與我們可以經常在影視上看到的清朝女裝大致相近。老婦的衣服一般無領,也相對寬松。年輕女子穿的則設有豎領,較為緊身;一些做工精細、講究的衣服,袖口、襟沿上都飾有美麗的花邊。而作為上衣的“附件”,她們的前面還掛著一張類似圍裙,但比圍裙稍窄而短些的布兜,客語方言稱之為“擋幅”。“擋幅”用于遮擋胸腹,顏色大都較深,佩戴者中青年女子;老婦人也有戴它的。姑娘們對它的重視更甚于衣服;她們的擋幅最為艷麗、漂亮,布料與花邊都經精心染織,制作上也下足了功夫。在大型的鄉村社交活動中,女子們把最美的擋幅挑出來帶上,相互攀比、炫耀,或交流制作心得。總之,擋幅成了婦女們衣著的一部分,也是她們最廉價又最重要的裝飾品。

          筆者推想,“擋幅”的產生首先應是勞動的需要促成的。由于婦女的生產分工(如插秧、割稻等)使她們的前襟容易受到污泥的沾染和谷穗的摩擦,所以弄一塊布在前面擋擋頗有必要。久之,這塊布就衍化成了今天的“擋幅”。其次,那時沒有乳罩;若有奶水滲透衣服,自然很不雅觀;有了擋幅,就不會因此而受窘了。再者,“曲線”、“性感”一類今天看來很是“時髦”的東西,在過去卻被視為“妖淫”、“浪蕩”、“無恥”、“挑逗”;而“擋幅”可起“減震”作用,讓封建“父兄”們閉上鳥嘴,也多少增加了自身的安全感。由一張小小的、不起眼的“擋幅”想開去,可知“需要”與“觀念”乃是人類一切創造(包括內容和形式)的前提、緣起與依據。現在,生存環境與精神生態的改變已使“擋幅”失去了存在的理由,所以它也像上面介紹過的舊時服裝一樣漸漸式微了。

          發。崖州客語群女子未婚前留著柳海(客語方言稱為“毛掩”),將頭發編成一條垂在背后的長辮。完婚即盤成腦后髻,在髻上橫貫一支簪(俗稱“花通”)。夫人大都縛著頭巾。頭巾通常染成藍色,寬約20厘米,長約1米。縱向疊成兩層,從前額挽向后腦勺,于發髻的下方打一個活結。也有把整條巾都盤在頭上的,但這樣的頭巾長度就遠遠不止1米了。記得童年時,鄰居有位遠嫁崖城的老婦不時回來探親,她的頭上就盤著一條好長好長的黑布巾。她愛嚼檳榔,牙齒都被漬成了黑色;因此把自己的頭巾當成檳榔、石灰、蔞葉等物的儲藏庫,“庫”中還有若干錢幣。青年女子則較少束這樣的頭巾;她們對頭部的打扮自然要比中老年婦人要認真、復雜得多。如《崖州志》在介紹素馨花時,就說到“閨閣晚妝,摘其蓓蕾,以彩絲穿花心,繞髻為飾,在髻上盛開。見月益光,得人益馥。”又上文引用過的一首傳統崖歌,也有“早起梳頭討花插,見花凋零抱花啼”之謂,可見昔時的崖州女子還是頗有情趣的。如果說以素馨“繞髻為飾”只是高雅的大家閨秀所為,則歌中所指“討花插”的姑娘,當屬普通的小家碧玉了。但到了筆者這一代,已看不到類似的狀況。“頭戴鳳冠”、“頭插金簪”這一類崖州敘事民歌中時有所述的事像,筆者未曾見識過。蓋因這種打扮不僅需要錢,更需要閑情逸致。若竟日為生計奔波勞碌,弄得自己灰頭土臉的,也就完全失去打扮的興趣了。

          鞋。由于天氣炎熱,冬短夏長,故鞋、帽在崖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率很低。平時腳下穿的,多是木屐;頭上戴的,多是竹笠。竹笠俗叫“打狗笠”;據稱這種笠可用于防狗咬,故名。它以較細的竹篾編成:分里外兩層,中間夾著山葵葉,狀似天壇祈年殿的圓頂。木屐俗稱“山屐”,大都是用質地較為輕、軟而便于加工的苦楝木削成。屐后跟與皮鞋后跟相似;屐底其余部分削成一個約120度的鈍角。走路時,后跟與角尖觸地;屐體沿著鈍角的一條邊自然地向前傾斜,比穿板凳似的日式木屐省力多了。原始的屐耳用檳榔葉柄包皮或裹著椰子葉柄的那層俗稱“椰子布”的黃褐色麻狀物制成,到筆者童年時則已改用廢棄的汽車內胎。記得那時一雙屐的價碼是二角五分錢,這對我們而言已是一筆大數目了。

          女式鞋有兩種。一種只有鞋幫,不包后跟,較為簡陋;另一種則是完全的繡鞋,上綴花草,做工很講究。男式布鞋就沒那么精工了。所有的鞋都是平底的,且通常用“椰子布”納底,以厚布為鞋面。最值得一提的是用牛皮制作的一種簡易鞋子,客語方言稱之為“皮跶”。它不過就是一張腳板大小的牛皮,前端有皮圈套住兩個腳趾,另設帶子系住腳背、腳后跟。穿上它趕路,既輕便又涼爽。筆者所以特別提到它,是因為周去非在《嶺外代答·皮履》中寫到“交趾人足躡皮履,……以皮為底,而中施一小柱,長寸許,上有骨朵頭,以足將指夾之而行。”所言跡近崖州之“皮跶”。二者有何聯系,頗值得研究。而今,此物已隱入歷史,很難見到了。

          以上即崖州客語群傳統的日常穿戴情況。

          大約上世紀初葉,革履、西服始傳入州境,被稱為“洋裝”。革履叫做“革皮公”;洋裝上衣稱“大扳領”,褲為“洋裝庫”。客語群將這種舶來品作了“分割”取舍,用其褲而棄其衣。究其原因,筆者想倒不是嫌“紅毛番”的“扳領褡”難看,乃是由于普通人買不起它,而它的做工又頗不簡單,一般裁縫難以仿制;更重要的是這種上衣并不適合崖州的炎熱氣候。“革皮公”也出于相同的原因難以推廣。洋裝褲和西式襯衣卻被消化吸納了;因為它們比較容易服崖州的“水土”,且制作技術不像“扳領”那么復雜,鄉村的裁縫經一番學習就能掌握;所以它們得以迅速普及。在筆者的童年即1950年代,村里的“車衣師傅”已能熟練地縫制襯衫和“洋裝褲”;該褲式樣也有了男、女之分,但襯衫卻只有男式的。長度僅及膝蓋者稱“洋裝褲裈”;它于上世紀20年代曾在崖州鄉間時髦過一陣。這幾種“舶來”的衣著形式的受用者照例多是年輕人。它們同傳統的“士褡”、“大前褡”、唐裝“封頭褲”和“抽頭褲”一起,構成了一段時期天涯農村日常穿戴的主流。但19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之前,穿衣同吃飯一直是嚴重的問題。國家生產的棉布無法滿足需要,只能限量供給。農民們必須自己動手織一些布,以緩解供求的緊張關系。而在漫長的封建時代,他們大都是靠手工的紡織艱難地自己制作衣料的。

          那么,這些衣料用何物制成?又有哪幾種?


          衣料的種類


          筆者想把目光投射到歷史的更深處,看一看生活在天涯這片土地上的先民是怎樣解決穿衣問題的。只是古代的“朱崖州”作為孤懸海外的絕域荒島,信息很難反饋到中原;它離統治中心又如此遙遠,也就勾不起史家們太大的興趣。相關記載甚少。

          《禹貢》有“島夷卉服”一說。屈大均《廣東新語·葛布》做了引述,稱:“傳曰:島夷,南海島上夷也。卉,草也。卉服,葛越也。葛越,南方之布。”所謂“南海島上夷”,指的應是海南島上的黎族先民。若然,則《禹貢》當屬最早涉及海南先民衣著狀態的古籍了。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寫道:“九疑、蒼梧以南至儋耳者,與江南大同俗,而楊越多焉。番禺亦其一都會也,珠璣、犀、玳瑁、果、布之湊。”依注家所指,“布”即“葛布”,是用藤本植物“葛”的莖皮纖維織成的,也即《禹貢》所說的“卉服”。從行文看,織葛布的地域當涵蓋儋耳,即海南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(下)把上引太史公的最后那句話照抄過來,接著寫到海南先民的服飾,說:“民皆服布如單被,穿中央為貫頭。男子耕農,種禾稻、苧麻,女子桑蠶織績。”《后漢書·南蠻西南夷列傳》記載了孫幸任珠崖太守時,因“調廣幅布獻之,蠻不堪役,貢郡,殺幸”的民變。由引文可知:當時用做衣服的材料有三種,即:一蠶絲織品;二麻織品;三廣幅布。如此看來,漢朝儋耳先民的衣料來源,較之《禹貢》產生的戰國時期以及司馬遷時代要豐富得多。這三種衣料曾在先民們的生活中發揮過自己的作用,但后來卻在以“需要”和“可能”為前提的社會選擇中各歸于殊途,并先后式微、絕跡了。因具體資料較為欠缺,故相關細節已很難查究。筆者從幾部古籍中分別找到了若干簡單的記載,加上自己的見聞和所作的田野調查,進行一番拼接,由是湊成了這數種衣料從蔚起到消亡的粗略的“路線圖”。

          先說蠶絲織品。這種衣料,乃是華夏先民對人類的偉大貢獻。自漢唐始,它就通過海上與陸上的絲路源源不斷地輸往世界各地,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張美麗而華貴的“名片”。《漢書》說珠崖“女子桑蠶織績”,可見這里的先民也像中原一樣,很早就懂得養蠶抽絲織綢了。據《唐太和上東征傳》所記,當鑒真大師于天寶年間東渡日本途中被臺風刮到振州(即后來的崖州)時,曾看到這里“一年養蠶八次”。但后來,絲綢的織技與生產卻都只興于島北,而衰于島南了。筆者分析,這可能與棉花的傳入和在天涯的大面積種植有關。故清初大學者屈大均在《廣東新語·棉布》中寫道:“崖州多織棉。儋州多織絲。”《崖州志》講得更明白:“女子不事蠶桑,止織吉貝。”(《風俗》)“……州民只織吉貝,絕少養蠶。間有養者,供作襚具,無與紡織之用。黎村養者,能為絲絨。然粗僅備黎裙而已。”(《昆蟲類》)在中南民族學院編輯的《海南島黎族社會調查》一書中,筆者也偶在黎族的貿易物品清單上看到“天蠶絲”的名字。可見晚清時期的黎族地區仍有人養蠶抽絲。筆者于1970年代采風中,搜集過一篇黎族民間故事,此中講到“甘工鳥”如何用“絲絨”做窩,而此窩殊難碰到,會給有幸看見它的人帶來好運。足見絲絨的出現已有久遠的歷史,但一直很稀罕,且被視為神靈之物。誠如前面引文所言,黎胞制作的絲絨僅僅用于刺繡筒裙上的花飾,未曾拿來織造過絲綢。崖州客語群則連蠶都很少養。筆者兒時曾用蓖麻葉養過蠶,但那只是當寵物玩的,與紡織無關。總之,在我們目光所及的歷史范圍內,天涯住民所使用的衣料中已沒有絲綢,只有麻布和棉布。而棉布又有木棉織品與棉花(吉貝)織品之別。

          其次說麻織品。從《尚書·禹貢》等古籍的記載,或可肯定麻的使用歷史比絲要早些。它也許是從粗陋原始的樹皮衣衍化而來,當初不過是簡單的披掛物。然后,人們慢慢懂得了將纖維與外皮剝離,使以它編出來的“衣物”更為柔軟、舒適;再后才是把纖維掰成絲,織成布,并且學會了種麻。由《漢書·地理志》得知,珠崖、儋耳的古越先民們已經把苧麻視為一種主要的農作物,將它與“禾稻”并列來耕種了。種稻為食、種麻為穿,都是與生存交關的大事。南宋周去非《嶺外代答》114條《綀子》寫道:“邕州左、右江溪峒,地產苧麻,潔白細薄而長,土人擇其細長為綀子。暑衣之,清涼離汗者也。”這里所說的“綀子”,或即《后漢書·西南夷傳》所說的“蘭干細布”;至少二者是同類。注家稱:“蘭干,獠言纻。”而“獠”即“僚”,是封建文人對黎族先民的一種歧視性的蔑稱。筆者分析,黎族呼“草”為“干”,與古代僚人對纻麻的叫法相通。上引周文所說的“土人”當為壯族。而壯、黎是同宗共祖的。他們種一樣的纻麻,應也織相同或相似的布。屈大均在《廣東新語·葛布》中談到一種“苧霜布”,又在《蕉布行》一詩中寫過“花綀白越細無比”的句子,這都與“綀子”或“蘭干細布”相關。崖州黎族是否也織過此物?史書沒有明確記載,我們也不好妄下定論。但筆者相信黎族曾織出過上好的麻布,不管這布叫什么名字。而崖州黎族的相關技術,對客語群又會產生深遠的影響。

          海南與廣西的地理氣候相仿,所植之麻應即同一品種。《崖州志》“物產”一欄也寫到麻,稱它有“青、紅、白三種。白者為佳。”此中所謂“白者”,可能就是周去非筆下的“苧麻”。筆者在樂東老家也見聞過“青麻”、“坡冥麻”、“厚皮麻”等。其中,“厚皮麻”是從“厚皮樹”上剝下的內皮,的確呈紅色,該即志書中所指的紅麻了。他們都曾被用于織布。但這些麻大都采自山野(筆者向二舅了解過他的剝麻生活),記憶中也有人工種的“青麻”,可是為數不多。或許是因為人口日增、耕地日缺的緣故,《漢書》上說過的,大量種植苧麻的生產生活不知何時已趨漸停滯。然而麻的需求量仍然較大,野生麻數量又有限,于是從島外購進一部分,是謂“精麻”或“青藍麻”。1950年代中,童年的筆者仍見過此物,朦朧記得它呈黃褐色,像一捆捆干柴。因無相關資料,不知“精麻”是何時上島的。據筆者的調查對象二舅植生公等人的回憶,它的售價是8分錢一斤。1960年代之后,它才漸漸銷聲匿跡。除此之外,在其它地方亦有取菠蘿葉中的白色纖維織布者,稱“波羅麻布”。《儋縣志》說它“所在皆有之……其出定安、文昌者猶佳。細者如輕綃霧縠。”但《崖州志》并無類似記載。童年時,筆者見過大人這樣剝取過菠蘿葉中的纖維:先把它割下,在水中漚爛;取出,用圓滑的碗口邊沿慢慢刮去已爛的肉質部分,剩下的就是白色的纖維了。但此物似是被少量地拿來摻在棉紗里發揮有限作用的,未曾看到專門以它制作的織品。屈大均所說“出瓊山、澄邁、臨高、樂會”的、“輕而細”的“美人葛”,以及“蕉布”、“竹布”等,在崖州也都不曾留下什么痕跡。

          筆者雖無緣見識“蕉布”,但對用于制作蕉布的蕉麻,卻十分熟悉。小時候,常從芭蕉莖上把它剝下,接成長長的繩子,拿來放風箏。其纖維遠不如“厚皮麻”堅韌,也不似“波羅麻”潔白,但它量多、易采。因此,很早就成了中國南方先民們重要的衣料來源之一。西晉人稽含《南方草木狀》(上)說到:“此(甘蔗)有三種:……種大如藕……其莖解散如絲,以灰練之,可紡績為絺绤,謂之蕉葛。”同時代的左思(約250—約305)在《吳都賦》中也寫到“蕉葛升越,弱于羅紈。”兩文中之“蕉葛”,皆為布類;因源自蕉麻,質地較次,故遠不如羅紈之耐用。從蕉麻到蕉布,首先要經過一道工序,即稽文所說的“以灰練之”。清人李調元在《南越筆記》(五)中進一步說明:“……以蕉身熟踏之,煮以純灰水,漂澼令干,乃織為布。”接著又指出:“廣人頗重蕉布,出高要、寶查、廣利等村者尤美。”另有資料表明,福建人也用“灰練”之法,將蕉麻加工成絲縷以織布。可以推想,作為福建移民而又居于原廣東地區的崖州客語群,有理由、有條件做過這樣的事。唐詩人皮日休曾寫有“僧雖與筒簟,人不典蕉衣”的句子。可見蕉麻織布制衣之舉,在古代的南方曾經甚為普遍。只是此事在崖州還來不及登上志書,“蕉布”已經被“吉貝布”淘汰了。

          再次是廣幅布。屈大均在《廣東新語·葛布》中說:“古時無木棉,皆以細麻為布。惟粵之苧則自上古已有。”此說在中原一帶當然不錯。但就木棉花漫山遍野的海南而言,這種說法就不確了。

          在海南,木棉布的制作歷史或許同對麻的利用一樣悠久。木棉也叫紅棉、英雄樹、攀枝花。而筆者故鄉的老百姓則習慣稱它“芒棉”。它是一種大喬木,早春時節葉已落盡,滿樹花開;花有碗口般大,顏色淡黃或深紅,極之艷麗。在海南島中、南部的山區或半山區長勢尤旺,常相擁成片;春節前后,但見樹樹凝焰燭天,山山云蒸霞蔚,非常壯觀。它的木質較軟,或許是為了自衛,樹皮上便突起許多方孔錢大小的尖硬疙瘩,俗稱“芒棉釘”;因為此“釘”質地較輕又不易變形,鄉人常取它雕成鴿哨的進氣口。果實呈香蕉狀,干后開裂,中有棉絮。專家們都認定其“纖維無拈曲,不能紡紗。”《辭海》相關條目即持此結論。屈大均《廣東新語·木棉》也說它“脆不堅韌。可絮而不可織。”在通常情況下,上述說法都對。但海南島的黎族人民以自己的聰明才智把不可能的事變成了可能。他們確實是以簡單的紡錘將木棉絮紡成了紗,并織成了布。這種布潔白、保暖,還能防水。筆者推想,《后漢書》上所說的“廣幅布”,應是用純木棉纖維或用它再加上苧麻纖維織成的。這種制作工藝延續了近兩千年。直到1950年代,以木面紗混著麻線織成的黎被還溫暖過筆者的童年。既可為被,自然亦可為衣。《崖州志·花類》也寫道:“木棉花……老則折裂,有絮茸茸。黎人取以作衣、被。”該志書的編篡者與黎胞同處一州,其記載是可信的。在衣、被方面,崖州客語群曾多年受惠于黎胞,他們中有不少人都是曾經蓋著黎被過冬的。

          好多古籍,甚至包括海南本地的古籍都把木棉混同于“吉貝”,進而混同于陸地棉或海島棉。如《儋縣志·木帛類》云:“吉貝布,系紉木棉花絮所織者。”而《崖州志·花類》則認為“木棉花,有二種。”并把“吉貝”歸為其中之一種。其實,木棉與吉貝是兩碼事,不可相淆。木棉乃“土著”,大都是野生的。吉貝則是從南亞傳入的陸地棉或海島棉,即普遍所指的“棉花”,而“吉貝”是它最早的名稱的譯音。但究竟是譯自梵語、柬埔寨語還是馬來語,則諸說不一,無從考辨。筆者認為,棉花應是首先在崖州(古振州)登陸,然后才逐漸北上,并漸漸向大陸內地擴散開來的。理由有四:一是崖州客語群一直稱棉花為“吉貝”,到現在還是這么叫。只是“吉”的發音近乎“gei”,類似粵語;而“貝”的發音則近乎“bua”,這又是純粹的崖州客語方言。對棉花這個古譯名的保留,表明它初次登陸時的最可能的地點應當是這里。二是從地緣上看,崖州的地理、氣候最接近南亞;它又同南亞一樣,是從中國泉州通向阿拉伯的海上絲路的必經之地。因此,它自然就成了接納南亞“客遷”植物最方便最理想的平臺。三是古崖州的棉花紡織技術曾一度領先全國。中國的其他地方--包括海南的另外幾個州--都與偉大的織技革新家黃道婆無緣,而她偏偏出自崖州,絕不是偶然的。可以肯定:當中國其他地方都還在探索著如何把“吉貝”這種新奇玩藝變成布料的時候,最先接觸它的亞洲人已在相關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知識,并以此哺育了黃道婆,從她帶到上海的紡織技術所引起的轟動效應可以推斷,當時,文化昌明的長江三角洲在這方面要比偏遠蠻荒的天涯崖州落后得多;其他地區的差距更可想而知了。四是崖州的前身--古振州本來有發達的蠶絲業(“一年養蠶八次”),但此業不久就比其他地方更早地銷聲匿跡,若不是棉花最先造成的沖擊,何至于使天涯人這么早就放棄蠶桑?

          又,明朝中葉的瓊州籍大學者、大政治家兼經濟學家丘濬(1421—1495)曾晚年寫過《吉貝》一詩(見《四庫全書》收錄之《重編瓊臺稿》):“吉貝傳從海上來,性尤溫暖易栽培。富貧貴賤皆資賴,功比桑麻更倍哉。”此詩秉持丘公特有的風格,講的都是些大白話、大實話,寫到了棉花的來歷、特性和比“桑麻”更大的功用。它對絲、麻織品的淘汰,也已被對中國經濟問題有過深入研究的丘公注意到了。

          那么,它“傳從海上來”的時間,始于何年?筆者認為應是唐朝。因為從那時起,“吉貝”和訛傳的“古貝”這兩個詞,就頻繁地出現在中原的古籍中了。北宋蘇東坡流放儋耳,某日黃昏與一陌生而豪爽的山民邂逅于市井,并接受了對方饋贈的衣料;蘇公有詩(《和擬古九首》之九)記其事,最后兩句是:“遺我吉貝布,海風今歲寒。”可見當時的海南人早已用棉花來織布。比邱浚晚生54年的崖州籍大學者鐘芳作《珠崖雜興》,其中也有“山下小園收吉貝”的句子,蘇、鐘二人,一個流放本地,一個土生土長,應知棉花(吉貝)與木棉花的區別。鐘詩中的“山下小園”當為人工開辟,顯然不是野生的、高大的木棉所待的地方。也沒有人會愚蠢到動用寶貴的園地,來栽種隨處都可以采到的木棉。因中原人士隔山隔海,孤島的信息又如此閉塞,以至于許多人都把吉貝、木棉都混為一談了。這種謬誤又“出口轉內銷”,倒過來整“暈”了海南本地的文人,他們也就跟著以訛傳訛。還是在廣西實地考察過的周去非比較明白。他在《嶺外代答》117則“吉貝”中所描述的,正是棉花:“吉貝木如低小桑,枝萼類芙蓉,花之心葉皆細茸,絮長半寸許,宛如柳綿,有黑子數十。……以之為布,最為堅善。”還特別贊賞“南海黎峒”所織的吉貝布“幅極闊”,“間以五采,異紋炳然”、“五色鮮明”等等。可知經過了唐代與北宋的長期的技術準備,到了周去非所處的南宋時,海南黎族先民紡織吉貝(棉花)的工藝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。

          總之,海南傳統的衣料有四種,即:蠶絲、麻、木棉和棉花(吉貝)。但在崖州,繅絲業尚未得到充分發展就已經停滯并消亡了。后三種植物成了崖州人衣料的主要來源。不過,根據筆者的調查,客語群并不使用過木棉,也未曾掌握這方面的技術。因為他們遷入崖州時,這里早就引進比木棉優越得多的“吉貝”(棉花)了。用于織布的棉花,大都是自己種植的。在筆者所搜集的傳統崖歌中,就有“上嶺劈園”,向荒野伸手。鐘芳詩“山下小園收吉貝”,大體上也是這意思。這“吉祥寶貝”在荒寂中與天涯農民相伴了漫長的歲月,直到鴉片戰爭后大量的洋紗擁入海南,被稱為“西洋白”的洋布也源源不絕地隨之而來,它的種植才漸漸萎縮了。建國后,國產的棉紗和布匹漸多,而海南的耕地又很緊缺,且時有糧荒;只要可以買到布和紗,則再種棉花已無必要。于是,“吉貝”在這里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,退出了它曾經藉以落腳的天涯。



          万博体彩{{转码主词}官网{{转码主词}网址